“砌墙封店”有没有“弦外之音”？

　　“砌墙封店”有没有“弦外之音”？

　　背景：近两年，一些城市出现了砌墙封店的潮流。不少临街小店被指违章违建，整体消失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发表周俊生的观点：看这些小店大都利用居住用房破墙而建，可能会损害建筑的安全性，有的店还占据了一点人行道，说它们存在违章问题，不算过分。管理部门本可以根据房屋的具体情况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，而不是一封了之。这些小店被封掉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店主未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。对此，工商登记部门本应改变“衙门作风”，帮助小店业主办理好相关手续，督促其守法经营。近几年，中央政府一直在积极倡导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，期望通过“双创”释放市场活力。但是，不是只有时髦的“互联网 ”才是创业，找准市场空缺，开一家小店，赚一些小钱，同样是一种创业形式。管理部门应该对所有的创业者做好服务工作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守法经营。砌墙封店的市场管理手段，不光是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问题，也对市场的自由交易造成很大损害，不利于推进经济转型。

　　小蒋随想：“砌墙封店”往往出现在大城市的主城区与主干道。此举除了具有整顿市容、规范经营的目的，还有一个虽未明说、却是管理者极看重的作用——疏散中心城区人口，尤其是外来人口。从经验看，开这种小店的往往不是本地人，且不是管理者想吸引的高级人才。在某些管理者眼中，一些外来人口给城市“添乱，添堵”，加之其不规范经营存在安全隐患，不照章缴纳税费，更不被管理者待见。面对大城市人口日益“爆棚”，公共资源愈发紧张，管理者想“优先疏散”哪些人不言自明。一面是人们渴望自由迁徙、打破户籍壁垒，另一面是“大城市病”日益加重、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被提上日程，其中的矛盾该如何解决？区域协调发展是当下的一大要务，但在推进中面临着地方保护主义的掣肘。如果深层矛盾得不到缓解，表象问题难以消停。

　　“天价烟”欲抬头，该给谁敲警钟？

　　背景：近日有市民发现，有烟酒店对烟草“限价令”置之不理，公然售卖“天价烟”。记者走访发现，超出“限价令”规定最高售价千元每条的香烟品类比比皆是，有的香烟甚至标出近4000元的高价。

　　钱江晚报发表然玉的观点：“天价香烟”重回市场，或许与三公消费抬头、奢靡享乐之风回潮不无关系。一些人通过消费所谓名人同款、专供特供的高价烟，来追求一种“身份仿拟”的精神幻想；另一方面，就实际功用而言，“天价烟”也的确充当了自抬身价、勾兑人情的最佳道具。毋庸讳言，馈赠、分享“天价烟”的过程，实则就是一个搭上线、建圈子的过程。考虑到天价烟与公权场素来暧昧不明的关系，公众自然有理由担忧，天价烟的重新走红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作为一类有特殊含义的、晴雨表式的消费品，烟草市场的新一轮异动，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。似乎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平复舆论的普遍焦虑，也才能进一步巩固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。

　　小蒋随想：吸烟有害健康，天价烟不光伤身，还可能把一些人送入大牢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比如，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先被曝抽天价烟，后被晒戴名表，致其腐败行径败露，被判刑11年。周久耕被判刑是在2009年，某些人是不是渐渐淡忘这一前车之鉴？2012年12月中央出台“八项规定”，2013年6月习近平提出解决“四风问题”，一些违纪违法的干部“玩完”，几年时间过去，某些人是不是觉得可以“松口气”？如果有人真这么想，恐怕离“作死”不远。因为，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已是新常态，可持续的监督永不收兵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不收与不抽天价烟，不一定就“没问题”。反腐与监督并不停留于表面，一些装清廉的腐败分子照样完蛋，奉劝某些人别耍心眼。“天价烟”市场有所抬头，值得敲敲警钟。

　　小蒋的话：大家好，我是小蒋。国事，家事，天下事，天天都有新鲜事。你评，我评，众人评，百花齐放任君看。观点各有不同，角度各有侧重，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、理性公正。